2020年4月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缓慢淡去，在家居和装修行业工作的袁立重新忙碌起来。已经快夜里七点了，他把车开得如同一尾鱼，在亮着红色尾灯的车河中穿梭着。这是他的第三台车。
袁立鲜有下班这么晚的时候。等信号灯时，手机一震，男朋友老魏发来信息，“晚上我有应酬，你好好吃饭。”
袁立和老魏在一起十二年，从认识第五天起，就住在了一起，再没有分开。
吃了三盘肉
2016年中秋节前，躺在这个城市最富盛名的医院血液科病床上，袁立正闭目养神。两天前，在做饭时，他不小心划伤手指，却血流不止。被医生收住院后，一个病房内六个人，除了他，其余五人都确诊为白血病。
感到有人轻拍了他几下，袁立睁开眼睛，看到是医生，“你出来一下，有事和你说。”
两人站在人来人往的医院走廊拐角处，仿佛不经意遇到般，医生对袁立说，“检查结果出来了，虽然你的血小板过低，但不是白血病。”
袁立松了口气。还没等“那我是什么病”问出口，医生的声音忽然压低了，“你感染了艾滋。”
袁立以为自己会屏息、颤抖、哭泣，但那一瞬间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
十二年前，袁立跟着老乡一起来这个城市打工，跨越了大半个中国。从潮湿闷热的西南山坳，来到四季分明的东北平原，袁立甚至有些回忆不起，十多年前刚来到这里时，身高刚过一米六的自己是如何被人欺负的。因为年纪刚过十七岁、个子太矮，只能跟着老乡在工地做小工。收入被工长老乡压着，说是过年给袁立的父母，受不了顿顿馒头、豆腐白菜的三餐和十几个男人挤在通铺的日子，袁立从工地跑了出来。摆过地摊、卖过袜子，这比在工地被人呵来斥去要开心得多。“开心很重要。”袁立看生活并不复杂，然而容易知足。但在刚被查出艾滋病的几个小时后，面对医生的态度，他还是会不知所措。
前一天医生还给他开了提高血小板的药物。因为药物含有激素，医生甚至安慰他不要担心变胖。如今却对他说，“你换一个医院吧！你这也不是白血病。我们主要就是治疗白血病的。”袁立觉得不对劲，不敢硬碰硬，只是嘟囔，“可我病了啊！”
袁立想联系男友老魏，一时间却又不知道怎么开口。情急之下，他想到了一位熟悉的同志大哥。大哥平时从事艾滋感染者关爱工作，“老魏不懂这些，叫他来也帮不上忙。”同志大哥赶到后的第一件事是和医院沟通，先帮袁立搞定继续留院治疗。然后告诉他，“艾滋病，好好服药，死不了。”后来，大哥还带着他去看过那些跳广场舞或晨练的感染者们，他们一个个生机勃勃。
晚上老魏到时，袁立已经放下心来，说饿了。两人出去吃火锅。不知是药物里的激素作用，还是经历了大起大落后的疲惫，袁立一个人吃了三盘肉。吃完，他抹了抹嘴，对老魏说，“我得了艾滋病。”说完，他放下了筷子，也没抬头。
袁立等着这一刀落下来。
老魏一愣，旋即说，“你怎么那么不小心。”
短短的几十秒钟，老魏的心里翻了江海，他心里有很多疑问，但最终说出口的却是那句让袁立一辈子也忘不了的话“没事。卖房子卖车，也给你治。”
后来两个人才知道，国家有“四免一关怀”政策，根本不需要倾家荡产。
袁立告诉老魏实情前，也考虑过不说。但知道瞒不过。就像他去学装修时，师傅跟他说的第一句话，“这是良心活儿。”一生这么长，很多事都瞒不过的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袁立一个人去办确诊手续，去领药。他不要老魏陪着。这是他自己的事。
直到现在，老魏也从没有问过袁立究竟是怎么感染的。袁立也不愿提起这些。两个人相处，到底要留些空间，既然谁也离不开谁，有些伤疤终究是不忍心去碰的。
两套房子
早上六点，袁立走出家门。他要在半小时内赶到客户家里。老魏在体制内，早九晚五。从事家居和装修行业的袁立，一般在下午两点就结束了工作。回到家里，他会收拾屋子、种花做菜。两人在一起十多年，已经不再强求每天在一起吃饭。
去年的一天晚上，老魏毫无征兆地问袁立，“咱俩住的这个房子，改你的名字吧！”两人在这间房里，已经住了十一年。袁立看了老魏一眼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
大概五年前的一天，袁立和老魏曾发生了很激烈的争吵。具体因为什么，袁立想不起来了。他只记得老魏对他大吼，“你给我搬出去！”那是袁立最伤心的一次，比得了艾滋病还要难受。
“因为这是你的房子，不是我的，所以你随时都可以赶我走！”在此之前，袁立从没想过要自己买一个房子。袁立开始收拾东西，坚持要搬走。老魏后悔了，一个劲儿地道歉。袁立不肯留下，老魏急得哭起来。闹到最后，老魏打电话给两个人的共同朋友。在朋友的劝说下，袁立才放弃搬出去。
自从零八年袁立和老魏在一起后，一直生活在老魏的住处。第一次见面、第一次发生关系时，袁立问，“你将来结婚吗？”老魏回答，“我不结婚。”袁立说，“我也不结婚。”几个字的一问一答间，两人的关系拧在了一起。
在感染艾滋之前，袁立常说，“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？”在他看来，人只活一次，做想做的事情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在一起七年多，袁立和老魏保有各自的社交圈。两人之间似乎只留有“把房间整理一下”、“碗还没洗呢，记得去洗”、“衣服拿过来，我要洗衣服了”之类关于家务琐事的对话。彼此间的爱情亲情交融混杂，如同一款鸡尾酒，很难说清哪一种情感更多。
可那次争吵后，袁立咬牙决定买一个房子。“不管是同性恋人还是异性恋人，只有自己才能给自己保障。”
2014年的时候，这个城市最偏远地段的房价每平米还不到六千元。那次争吵后，袁立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掏了出来，在距离他和老魏住处至少有二十公里的地点，买了两室一厅。“从装修好到现在，一天都没住过，一直出租。”
可如今，老魏忽然说要把两个人一直生活的房子改成袁立的名字。“为什么？”袁立问。躺在床上的老魏翻了个身，“不为什么，没钱还贷款了，改你的名字，你替我还吧！”
袁立粗略算了一下，还有十年，这套房子的贷款就还清了。老魏有公积金，一个月还款才两千出头。“不用更名，我替你还。”袁立说。老魏不肯，坚持要更名。
更名之后，老魏和袁立各有两套房子。老魏似乎很满意。
床头卡
上下班时间不同，让两个男人的生活少了最初在一起时的亲昵。但袁立是不肯让年近五十的老魏开车的。他宁肯让他打车回家。
感染艾滋后的第二年，一天老魏开着车，两人一起出门。袁立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低头玩着手机。忽然一声巨响，袁立手中的手机飞了出去，他的头磕在前挡风玻璃上。老魏比他撞得更结实，头破血流，牙也掉了一颗。
老魏开车容易路怒。那次也是因为前方车辆不按交通规则并线，老魏心里生气，一脚油门踩下去，五十多迈的车速撞上，害得两人都受了伤。老魏显然没有意识到，袁立作为一名艾滋感染者，在就医的时候和他的“待遇”不一样。 “
其实也不怪他，毕竟我每次去取药，都不要他陪我。”袁立话虽这么说，但当他和医生交流完自己的病情，护士来给他包扎，袁立马上发现了护士流露的异样。
不同的住院患者会根据疾病的不同在床头卡的颜色上加以区分，这些颜色代表着怎样严重程度的疾病，只有医护人员清楚。袁立的床头卡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更换成了HIV感染者才会使用的颜色。
当护士看到袁立的床头卡时，脸色变了。她手抖得厉害，一连数次都没有止住血。袁立是个不善于表达情绪的人。他会讲他生气了，但对方并不会因此而产生愧疚或者惧怕。但他还是忍不住地愤怒了——艾滋病感染者就这么可怕吗！
当时已经服药一年的袁立，体检的结果很好，病毒载量已经检测不到，CD4指标也达到了免疫系统重建的标准。艾滋病只是一种慢性病。可是，他依旧让别人产生恐惧。
更让袁立难过的是，就连医护人员对于艾滋感染者也这样紧张。或许他们平时也很少接触到感染者吧。袁立想起一些病友的“建议”，“能不和医生说，就不要说了。”可袁立做不到。
老魏忽然哭了
老魏是土生土长的北方人。袁立虽在北方生活了十多年，在一日三餐上的口味和喜好却没有改变。这或许是两人最难相互接受的。索性各吃各的，大家都轻松。
刚查出感染艾滋时，老魏着实殷勤了几天。买了不少营养品。还张罗着和袁立一起吃饭。老魏变得啰嗦了。“吃药了吗？”“别睡得太晚了。”“你不能吃辣的。”袁立被他弄得很无奈，“你不要管我。”
那段日子开始，袁立迷上了种花。他每天下班后打理好家里的花花草草，便开始准备下厨犒劳自己。生长在南中国的袁立，一直喜欢吃辣。
而水系丰沛的南中国，让他从小就常去河里抓鱼改善伙食。如今到了东北，袁立一有时间仍会去钓鱼。刚确诊的时候，袁立去钓鱼的次数多了，这是他与自己对话的时间。老魏要陪他，他都拒绝了。
袁立是睡眠很好的人。一天晚上，他忽然醒了。发现老魏在阳台上抽烟。袁立心里难受，“他担心我，可也不想让我太有压力。所以他也不说。”
当两个人一起面对生活的波折时，不见得比一个人要轻松。
“人是会变的。”袁立和老魏热恋时，他要一直等待他回家，两人相拥，方能成眠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袁立要等老魏到家以便能睡个踏实觉。而现在，袁立自己也能睡得香甜。“不是不爱了，是变成了亲情。我们之间虽然没有了性爱，但精神上谁也离不开谁。”
这段日子并不容易。两个人都熬着、磨着，并且都很默契地没有再提过感染HIV的事情。
直到一天，老魏在家里忽然哭了。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，但袁立知道，这件事终于翻篇了。他也知道，老魏虽然没有和自己讨论过，“但一定查看了很多资料，有时候他偶尔会问我一下病毒载量，还挺专业的。”
一张桌子上吃饭、碗筷混用，一张床上睡觉，一个洗衣机里洗衣服……两个人的生活继续波澜不惊。
日子久了，老魏偶尔会提醒一下袁立注意肝功肾功。袁立服药快五年，各项指标一直很好。每次老魏都会看看他的体检单。
换了辆新车
去年年中，袁立决定换车了。他的工作比几年前更加繁忙，工作量也大了许多。原来的车已经装不下他每天要带着的工具和材料。
袁立选车时，和老魏提了一嘴。他一直都选国产车，十万出头，但便宜、抗造、空间大。老魏几乎没有反对过袁立的决定。 “
我有一个工友换车，他老婆不同意，说现在的车也够开。”袁立撇撇嘴，“我们这样的，也没有孩子，留钱给谁？还不都是给自己。不如让自己生活得舒服些。”
袁立和老魏都不是和现实较劲的人，他们总是顺应着现实去努力生活。袁立从小到大见过太多意外，小时邻居家的孩子被河水冲走、昔日的工友出了安全事故……“该来的都会来。干嘛不好好生活。”对袁立来说，无所谓痛苦，也无所谓挣扎，只需要去感受，以及好好生活。
体制内的老魏应酬多，袁立不会盘问他每天都去了哪里。体制外的袁立下班早，老魏也不会监督他每天都干什么。艾滋虽然如同一个深坑，两人还是从坑底爬了上来。
生活里唯一的苦恼，不是艾滋，而是经济上要相互分开。“有些事，没办法。既要拎得清，又要拎不清。”袁立很少会把自己的开销和老魏说，老魏也是如此。只是到了大的开销，两个人会互相知会一下，比如买车。
袁立爱车，不是那种攀比的爱，是每天都会开车的工作生活所需。尤其每年春节前，袁立会开车回到中国南方老家。通常要开三天。
自从感染艾滋后，袁立开始提前半个月开车回老家，在腊月二十九赶回中国东北。他不愿意乘坐火车或者飞机。“开车多自由啊！累了就找个地方休息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”但每年的春节，袁立一定和老魏一起过。老魏早已没有了父母。
曾经很少一起旅行的两个人，那年一起开车回了袁立的老家。那是袁立确证艾滋后的第一个春节。在快到袁立老家时，老魏提出自己去附近的城市转转。三天后再回合，一起回东北。“他不放心我的。”袁立笑了笑。
袁立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。老魏平时很难请假，那次特意休了年假。在车上两个人大部分时间听着歌、看看风景，偶尔聊聊天，一副老夫老妻的样子。
新车提到家的那天，老魏回来的有些晚。他还是一眼就看出停在自家车位上的新车。上楼时，袁立已经睡了。等到两个人谈及新车，已经是第二天晚上。两人下楼围着新车转了几圈。“车不错。”老魏说。袁立笑笑，“找个时间一起出去逛。”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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